如果做不了“對”的事情，是否應該直接為了錢？
時間:2021-10-14 11:31 來源:《書生之見》 作者:許子東 點擊:次
出于信仰做壞事，和為了利益做壞事，前者不知是壞事，后者明知是壞事——哪一種更可怕?
01
做“對”的事，還是賺錢？
現在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文科生更難，考公務員幾百人才錄取一人。
我曾經碰到一個文科畢業生。他曾經考過公務員，考上了，做了一陣，不喜歡那里，也不習慣于管理人，后來辭職到了一家報社的文藝版，想追求理想。沒想到一年下來也是失望，他覺得應該做的事情做不了，雖然做的是文藝版，可是一直圍著八卦、緋聞，與廣告客戶打交道。
這個年輕人問我，如果做不了“對”的事情，是否應該直接為了錢？不知道“直接為錢”是指什么，顯然不是下海做生意。也許是在網絡上兼職，為了拿好處寫文章？他對職業、對人生總結得很好。的確，我們一是求做對的事，做高尚、有意義的事，做自己感興趣、能夠全身心投入的事，做對社會、對人類有益的事。第二，我們又求更好的回報，多賺錢。兩者若能自然結合是不是更好呢？吊詭得很，不一定。做的事高尚又能賺錢當然好，比如拿一個諾貝爾獎。但以賺錢多為最高尚的事，也未必是人們的理想境界。對大部分人，尤其是對剛畢業、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義與利不能兼得是常態。
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現場
這位年輕人其實他知道什么是對錯，不純以金錢為價值標準。但他的話也有危險，難道為了錢就可以不顧對錯嗎？他非常好奇地問起我們的過去，“你們年輕的時候遇到這個問題怎么選擇？”他這一問，倒真讓我發現了時代的不同。曾經有一個時期，我跟我的同代人既不能做對的事情，也賺不到錢，可是我們照樣生活下去，工作、學習、運動。
最后我對那位年輕編輯說，只要你不放棄，人總會找到對的事情可做，而且也能賺錢。賺錢并沒錯，做網紅或寫微信公眾號也行，只是不要靠批判他人賺錢。出于真心批判，最多只是受蒙蔽，出于恐懼批判，一般只是隨大流。為了賺錢而批判，日后也不會原諒自己。
當然，出于信仰做壞事，和為了利益做壞事，前者不知是壞事，后者明知是壞事——哪一種更可怕？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02
錢多了，然后怎么辦？
五十年前，中國只有幾十萬大學生；如今，每年有七百萬大學生應考和畢業，在校大學生兩千多萬，累計過去一二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學生已有一兩億，占總人口中相當大的比例。可是這一兩億的大學生，是否都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事業跟專業？這是一個很大、很嚴峻的問題。
電影《百鳥朝鳳》講匠人精神。有人解讀匠人精神就是完成商業契約，簡單地說就是給我多少錢，我干多少活，這真是誤解。更準確地說，匠人精神是專業精神，鐘表匠也好，醫生也好，導演也好，都應該有自己的專業精神。堅持專業精神，不一定跟社會回報成正比：理想狀態是活兒做到一百分的好，又能得到一百分的經濟回報；可常常你的活兒只有五十分，收獲卻有兩三百分，甚至一千分。作家、導演都會碰到這種情況——文章、電影明明很差，歌也是假唱，可是票房多了，書暢銷了，甚至還可以拿微信公眾號做軟廣告……錢多了，這個時候怎么辦？
《百鳥朝鳳》劇照
大學生和專業人士有三種選擇。第一種，不管收入多少，我還是堅持專業精神，堅持匠人道德，一定要把活兒做到最好，這是選擇A，令人尊敬的選擇。
第二種，多賺錢總是好的，只要做五十分就賺錢，我就做到五十分，你們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丟了底線，不能丟人，不能害人。知道自己只做到五十分，心懷愧疚，有機會還要做一百分的活兒，對得起自己。作家劉以鬯曾經說過，他的創作有時是娛人，有時是娛己；娛人為了生存，娛己為了藝術。這種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種情況，既然做五十分就能賺兩百賺五百，那五十分就是最好的了。賺多少錢就代表事業有多少價值，票房、富豪榜、GDP等等是最重要的標準。忘掉最初干活的一百分吧，與時俱進。原來搞新聞，后來轉娛樂，空殼公司也能上市，直播紅了就做直播，什么一個人的畢業照，現在一個人在斗魚做直播年收入能賺多少錢……
我也常常問自己，我也想問問各位朋友，A、B、C三種，您會怎么選擇？
03
你會離開“北上廣”嗎？
前年在北京辦講座，碰到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兩人分別是大網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編輯，開著一輛寶馬X1，顏色并不好看，據說是特價產品。他們開車送我，在四環路上塞了一個多小時車。
從聊天中得知，他們多年前在北京四環外買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當年一百多萬，現在值八九百萬，可是他們卻說毫無意義，只有一套房，賣了也買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個多小時?？吹贸?，他們在北京生活壓力很大，牢騷很多。于是我就問：“你們都是武漢人，為什么不到武漢找類似的工作呢？房子賣了八百萬，到武漢兩三百萬就可以買到更大的房子，余下的雖說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減輕生活壓力，也許還可以環游世界，不會整天塞車在霧霾路上……”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兒。男的說：“我們也想過，也有實際可能，但總覺得哪里不對勁，或者說不甘心。”女的問：“許老師，設身處地地想，你會離開北京嗎？全家，而且可能是永遠地離開？”一下子把我也問倒了。北上廣，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符號和一個象征了。房價飛漲，生活艱難，但又極具吸引力。有人為了進入北上廣，不惜一切；有人卻又生出念頭，想逃離北上廣。
隨著社會的發展，能逃離北上廣是一種奢侈。如果說主動離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進城的又是怎樣的人口呢？上海目前總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五萬，其中外來人口九百八十三萬，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統計表明，外來人口的就業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另一類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上海的服務業77%靠外來勞動力，建筑業74%，住宿餐飲74%，批發零售62%，制造業61%——說通俗一點，如果不考慮專業，想進北上廣的人口處在社會生產鏈的較低端。對他們來說，城市競爭天生就不公平。
所以，這么多人想進來，我們怎么舍得走呢？這對夫妻雖然沒有明說，我卻聽出了他們的意思。有篇文章述說北上廣新白領們的憂慮和心理優越感。心理優越是外部壓力帶來的，奪回控制感的需求，認為自己經過多年的殘酷競爭，爭得了相對光鮮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廣，說明自己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身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時候也懷舊，懷念家鄉，但還是相信北上廣更平等些，女性平權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有些生活習慣、生活理念，對于社會新的游戲規則的追求，都構成了他們無法從北上廣逃走的理由。
所有這些都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我對那對夫妻說，你們都是大學生，有專業選擇的能力，也有經濟上的支撐。男方在大的門戶網站就職，或許在北京更有發展，可是現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錯。女編輯問，比方說呢？我說，廣西師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墒?ldquo;理想國”也是在北京啊，她這樣回答。
04
如果巴金生活在現在
在中國，廣大年輕人怎么寫文章，以什么樣的文章為模仿對象甚至精神榜樣，是一件極嚴重的大事，不僅事關文學、教育，更是事關國家、社會的發展前景。講這個話題是因為上海的《萌芽》雜志創刊六十周年，推出了六十周年特刊，共一百四十四頁，特別收入巴金在1981年為《萌芽》復刊所寫的寄語。
1981年，我正在讀現代文學研究生，發表了十來篇小說，那時“新時期文學”方興未艾，思想解放、啟蒙運動，我們當時并不怎么在意巴金的寄語，認為講的都是常識。巴金說：“我描寫、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達我的思想感情，用筆作武器進行斗爭，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我要進行戰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筆……”
巴金
今天，文章也要“網紅”，在公眾號、廣告、軟文成為無數青年寫作的模仿對象時，再讀巴金這段話，如雷貫耳。“我要進行戰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筆”，現在大概是要說：“我要人民幣流進來，就不能放下我的筆”。
當時覺得巴金的文學觀很保守，他說，“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我也讀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靈、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響的作品（例如《悲慘世界》和《復活》）絕不是喬裝打扮、精雕細琢、炫耀才華、賣弄技巧的東西。”我們那時正崇拜卡夫卡、海明威，他的觀念有點樸素，但是巴金有一段話卻是道出了今天千千萬萬網民的心聲——“我寫文章不是因為想做作家，只是因為我有一肚皮的話想吐出來，我在生活里有許多感受要寫出來。我的感受，我的話只能由我自己寫，自己說，不能找別人幫忙……”最后，巴金提出對青年作家的期望：“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感；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只是出于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他們不是‘文學商人’，也不會看‘風向’、看‘行情’……”巴金在重復主旋律的同時，又對今天的現實做了非常精準的預言。
互聯網讓“每個人把一肚皮的話吐出來”真正變得有可能。弗洛伊德曾說，文學永遠不會消亡，每個人在潛意識里都有被壓抑的夢，每個人都是作家，這個理論也因為科技的發展變為具體可行的現實。人人都能在微博、微信上寫作，總有少數人更出名、更成功，有更多讀者和粉絲。就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家希望在《萌芽》等期刊上發表小說，九十年代要在《萌芽》主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中獲獎一樣，現在更直接的成名、獲利的方法就是寫公眾號，有幾十上百萬的讀者粉絲，粉絲的數量是本錢，廣告商就宣布投錢。
因此，著名的微信公眾號成為無數網民寫作的模仿對象。在不少場合，很多年輕有為的編輯、記者、文化青年不是問我關于作家的問題，而是告訴我一篇微信公眾號價值多少廣告費。就像大學里，大家重視老師拿了多少萬的研究基金，而并不關心他到底研究什么一樣，今天的寫作者跳過了稿費、版稅、作協、評論、獲獎等等，只關心文章有多少收入。拿了人民幣的寫手們又要抱怨，人民幣就是“人民逼”，逼迫的“逼”，成功的公眾號怎樣翻新、維持、擴展粉絲數量，壓力太大。
各個網站都會對有前途的寫手進行系統、專業的培訓，這讓我想起當年作協培養青年作家。我當初在上海作協小說組，跟王安憶一個組。那時為發表一篇小說，三番五次修改，改得鋒芒全無，也會不開心，但一旦發表，一生的命運就此改變。
王安憶
今天的培訓，第一要求寫作要生活化、信息化、專業化，要“垂直”。比方說寫美容的，要多寫整容的利弊，有趣的故事；寫學校的，要專門寫升學指南，可以去什么學校，什么學校進不了，這樣才能抓住固定的粉絲。第二，文字要活潑，時不時加點粗口，更重要的是要巧妙地植入廣告，這要求很高的技巧。
看到一位非常成功的微信公眾號作者（我對他沒任何意見，也很羨慕他的成功），他總結的成功經驗是千萬不要當自己是在創作，一定要正確定位，把作品看作產品，時時刻刻想到顧客的需要。在這種文化新生態面前重讀巴金的舊文，是不是很有意思！
文章寫法簡而言之只有四種。
第一種是自己的園地，作家只忠實于自己，為藝術而藝術。魯迅的《彷徨》、《野草》，周作人的散文，郁達夫、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錢鍾書等等都是這種寫法。
第二種是既忠實于自己，也希望救世，憂國憂民。魯迅的《吶喊》，巴金、茅盾、曹禺等都在此列。在今天看來，在社會現實面前，用筆做武器還是有值得堅持的價值。
前兩種文學主要靠期刊、書本，第三種就要靠報紙連載了。張恨水、金庸都以娛樂讀者為第一要務，從鴛鴦蝴蝶到言情武俠，這類寫作希望吸引更多讀者，但作家也十分強調創作才氣，要有自己感情，要有個人風格等等。
現在出現了第四種——網絡寫作，直接把作品定位為產品，獲益方式特別直接、具體。進一步發展就是“網紅”，說些妙語，就有人不斷地打賞。像天橋擺攤，人們丟個銅版，或如高級會所、堂會，達官貴人直接把一包銀子送下去?，F在不過是通過電子網絡，傳統一直在，只是形式與時俱進。
本文節選自
《書生之見》作者：許子東 出版社: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出版年: 2017-9
編輯：紅研
好消息：2021全國素質教育新課堂教研成果評選主要有論文、課件、微課教案評選等。同時開展第十四屆“正心杯”全國校園科幻寫作繪畫大賽。主辦單位：《山西科技報·今日文教》編輯部、中國中小學教育藝術教與學研究中心、《作家報社》、北京正念正心國學文化研究院、中華文教網等。咨詢電話；010-89456159 微信：15011204522 QQ：1062421792 。
現在大學畢業生找工作難，文科生更難，考公務員幾百人才錄取一人。
我曾經碰到一個文科畢業生。他曾經考過公務員，考上了，做了一陣，不喜歡那里，也不習慣于管理人，后來辭職到了一家報社的文藝版，想追求理想。沒想到一年下來也是失望，他覺得應該做的事情做不了，雖然做的是文藝版，可是一直圍著八卦、緋聞，與廣告客戶打交道。
這個年輕人問我，如果做不了“對”的事情，是否應該直接為了錢？不知道“直接為錢”是指什么，顯然不是下海做生意。也許是在網絡上兼職，為了拿好處寫文章？他對職業、對人生總結得很好。的確，我們一是求做對的事，做高尚、有意義的事，做自己感興趣、能夠全身心投入的事，做對社會、對人類有益的事。第二，我們又求更好的回報，多賺錢。兩者若能自然結合是不是更好呢？吊詭得很，不一定。做的事高尚又能賺錢當然好，比如拿一個諾貝爾獎。但以賺錢多為最高尚的事，也未必是人們的理想境界。對大部分人，尤其是對剛畢業、剛踏入社會的年輕人來說，義與利不能兼得是常態。
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領獎現場
這位年輕人其實他知道什么是對錯，不純以金錢為價值標準。但他的話也有危險，難道為了錢就可以不顧對錯嗎？他非常好奇地問起我們的過去，“你們年輕的時候遇到這個問題怎么選擇？”他這一問，倒真讓我發現了時代的不同。曾經有一個時期，我跟我的同代人既不能做對的事情，也賺不到錢，可是我們照樣生活下去，工作、學習、運動。
最后我對那位年輕編輯說，只要你不放棄，人總會找到對的事情可做，而且也能賺錢。賺錢并沒錯，做網紅或寫微信公眾號也行，只是不要靠批判他人賺錢。出于真心批判，最多只是受蒙蔽，出于恐懼批判，一般只是隨大流。為了賺錢而批判，日后也不會原諒自己。
當然，出于信仰做壞事，和為了利益做壞事，前者不知是壞事，后者明知是壞事——哪一種更可怕？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02
錢多了，然后怎么辦？
五十年前，中國只有幾十萬大學生；如今，每年有七百萬大學生應考和畢業，在校大學生兩千多萬，累計過去一二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大學生已有一兩億，占總人口中相當大的比例。可是這一兩億的大學生，是否都有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事業跟專業？這是一個很大、很嚴峻的問題。
電影《百鳥朝鳳》講匠人精神。有人解讀匠人精神就是完成商業契約，簡單地說就是給我多少錢，我干多少活，這真是誤解。更準確地說，匠人精神是專業精神，鐘表匠也好，醫生也好，導演也好，都應該有自己的專業精神。堅持專業精神，不一定跟社會回報成正比：理想狀態是活兒做到一百分的好，又能得到一百分的經濟回報；可常常你的活兒只有五十分，收獲卻有兩三百分，甚至一千分。作家、導演都會碰到這種情況——文章、電影明明很差，歌也是假唱，可是票房多了，書暢銷了，甚至還可以拿微信公眾號做軟廣告……錢多了，這個時候怎么辦？
《百鳥朝鳳》劇照
大學生和專業人士有三種選擇。第一種，不管收入多少，我還是堅持專業精神，堅持匠人道德，一定要把活兒做到最好，這是選擇A，令人尊敬的選擇。
第二種，多賺錢總是好的，只要做五十分就賺錢，我就做到五十分，你們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是我不能丟了底線，不能丟人，不能害人。知道自己只做到五十分，心懷愧疚，有機會還要做一百分的活兒，對得起自己。作家劉以鬯曾經說過，他的創作有時是娛人，有時是娛己；娛人為了生存，娛己為了藝術。這種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種情況，既然做五十分就能賺兩百賺五百，那五十分就是最好的了。賺多少錢就代表事業有多少價值，票房、富豪榜、GDP等等是最重要的標準。忘掉最初干活的一百分吧，與時俱進。原來搞新聞，后來轉娛樂，空殼公司也能上市，直播紅了就做直播，什么一個人的畢業照，現在一個人在斗魚做直播年收入能賺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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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你會離開“北上廣”嗎？
前年在北京辦講座，碰到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兩人分別是大網站和出版社的普通編輯，開著一輛寶馬X1，顏色并不好看，據說是特價產品。他們開車送我，在四環路上塞了一個多小時車。
從聊天中得知，他們多年前在北京四環外買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當年一百多萬，現在值八九百萬，可是他們卻說毫無意義，只有一套房，賣了也買不起新的，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至少要花三個多小時?？吹贸?，他們在北京生活壓力很大，牢騷很多。于是我就問：“你們都是武漢人，為什么不到武漢找類似的工作呢？房子賣了八百萬，到武漢兩三百萬就可以買到更大的房子，余下的雖說不能坐吃山空，但至少可以大大減輕生活壓力，也許還可以環游世界，不會整天塞車在霧霾路上……”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兒。男的說：“我們也想過，也有實際可能，但總覺得哪里不對勁，或者說不甘心。”女的問：“許老師，設身處地地想，你會離開北京嗎？全家，而且可能是永遠地離開？”一下子把我也問倒了。北上廣，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符號和一個象征了。房價飛漲，生活艱難，但又極具吸引力。有人為了進入北上廣，不惜一切；有人卻又生出念頭，想逃離北上廣。
隨著社會的發展，能逃離北上廣是一種奢侈。如果說主動離城的是精英，那么努力進城的又是怎樣的人口呢？上海目前總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五萬，其中外來人口九百八十三萬，占三分之一以上。有統計表明，外來人口的就業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做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事，另一類是做本地人做不了的事。上海的服務業77%靠外來勞動力，建筑業74%，住宿餐飲74%，批發零售62%，制造業61%——說通俗一點，如果不考慮專業，想進北上廣的人口處在社會生產鏈的較低端。對他們來說，城市競爭天生就不公平。
所以，這么多人想進來，我們怎么舍得走呢？這對夫妻雖然沒有明說，我卻聽出了他們的意思。有篇文章述說北上廣新白領們的憂慮和心理優越感。心理優越是外部壓力帶來的，奪回控制感的需求，認為自己經過多年的殘酷競爭，爭得了相對光鮮的位置，今天能活在北上廣，說明自己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身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有時候也懷舊，懷念家鄉，但還是相信北上廣更平等些，女性平權更普遍些，子女前途更光明些。有些生活習慣、生活理念，對于社會新的游戲規則的追求，都構成了他們無法從北上廣逃走的理由。
所有這些都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我對那對夫妻說，你們都是大學生，有專業選擇的能力，也有經濟上的支撐。男方在大的門戶網站就職，或許在北京更有發展，可是現在很多地方的出版社都不錯。女編輯問，比方說呢？我說，廣西師大出版社就做得很好?？墒?ldquo;理想國”也是在北京啊，她這樣回答。
04
如果巴金生活在現在
在中國，廣大年輕人怎么寫文章，以什么樣的文章為模仿對象甚至精神榜樣，是一件極嚴重的大事，不僅事關文學、教育，更是事關國家、社會的發展前景。講這個話題是因為上海的《萌芽》雜志創刊六十周年，推出了六十周年特刊，共一百四十四頁，特別收入巴金在1981年為《萌芽》復刊所寫的寄語。
1981年，我正在讀現代文學研究生，發表了十來篇小說，那時“新時期文學”方興未艾，思想解放、啟蒙運動，我們當時并不怎么在意巴金的寄語，認為講的都是常識。巴金說：“我描寫、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達我的思想感情，用筆作武器進行斗爭，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我要進行戰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筆……”
巴金
今天，文章也要“網紅”，在公眾號、廣告、軟文成為無數青年寫作的模仿對象時，再讀巴金這段話，如雷貫耳。“我要進行戰斗，就不肯放下我的筆”，現在大概是要說：“我要人民幣流進來，就不能放下我的筆”。
當時覺得巴金的文學觀很保守，他說，“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我也讀了一些，但是震撼我的心靈、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響的作品（例如《悲慘世界》和《復活》）絕不是喬裝打扮、精雕細琢、炫耀才華、賣弄技巧的東西。”我們那時正崇拜卡夫卡、海明威，他的觀念有點樸素，但是巴金有一段話卻是道出了今天千千萬萬網民的心聲——“我寫文章不是因為想做作家，只是因為我有一肚皮的話想吐出來，我在生活里有許多感受要寫出來。我的感受，我的話只能由我自己寫，自己說，不能找別人幫忙……”最后，巴金提出對青年作家的期望：“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感；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只是出于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他們不是‘文學商人’，也不會看‘風向’、看‘行情’……”巴金在重復主旋律的同時，又對今天的現實做了非常精準的預言。
互聯網讓“每個人把一肚皮的話吐出來”真正變得有可能。弗洛伊德曾說，文學永遠不會消亡，每個人在潛意識里都有被壓抑的夢，每個人都是作家，這個理論也因為科技的發展變為具體可行的現實。人人都能在微博、微信上寫作，總有少數人更出名、更成功，有更多讀者和粉絲。就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家希望在《萌芽》等期刊上發表小說，九十年代要在《萌芽》主辦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中獲獎一樣，現在更直接的成名、獲利的方法就是寫公眾號，有幾十上百萬的讀者粉絲，粉絲的數量是本錢，廣告商就宣布投錢。
因此，著名的微信公眾號成為無數網民寫作的模仿對象。在不少場合，很多年輕有為的編輯、記者、文化青年不是問我關于作家的問題，而是告訴我一篇微信公眾號價值多少廣告費。就像大學里，大家重視老師拿了多少萬的研究基金，而并不關心他到底研究什么一樣，今天的寫作者跳過了稿費、版稅、作協、評論、獲獎等等，只關心文章有多少收入。拿了人民幣的寫手們又要抱怨，人民幣就是“人民逼”，逼迫的“逼”，成功的公眾號怎樣翻新、維持、擴展粉絲數量，壓力太大。
各個網站都會對有前途的寫手進行系統、專業的培訓，這讓我想起當年作協培養青年作家。我當初在上海作協小說組，跟王安憶一個組。那時為發表一篇小說，三番五次修改，改得鋒芒全無，也會不開心，但一旦發表，一生的命運就此改變。
王安憶
今天的培訓，第一要求寫作要生活化、信息化、專業化，要“垂直”。比方說寫美容的，要多寫整容的利弊，有趣的故事；寫學校的，要專門寫升學指南，可以去什么學校，什么學校進不了，這樣才能抓住固定的粉絲。第二，文字要活潑，時不時加點粗口，更重要的是要巧妙地植入廣告，這要求很高的技巧。
看到一位非常成功的微信公眾號作者（我對他沒任何意見，也很羨慕他的成功），他總結的成功經驗是千萬不要當自己是在創作，一定要正確定位，把作品看作產品，時時刻刻想到顧客的需要。在這種文化新生態面前重讀巴金的舊文，是不是很有意思！
文章寫法簡而言之只有四種。
第一種是自己的園地，作家只忠實于自己，為藝術而藝術。魯迅的《彷徨》、《野草》，周作人的散文，郁達夫、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錢鍾書等等都是這種寫法。
第二種是既忠實于自己，也希望救世，憂國憂民。魯迅的《吶喊》，巴金、茅盾、曹禺等都在此列。在今天看來，在社會現實面前，用筆做武器還是有值得堅持的價值。
前兩種文學主要靠期刊、書本，第三種就要靠報紙連載了。張恨水、金庸都以娛樂讀者為第一要務，從鴛鴦蝴蝶到言情武俠，這類寫作希望吸引更多讀者，但作家也十分強調創作才氣，要有自己感情，要有個人風格等等。
現在出現了第四種——網絡寫作，直接把作品定位為產品，獲益方式特別直接、具體。進一步發展就是“網紅”，說些妙語，就有人不斷地打賞。像天橋擺攤，人們丟個銅版，或如高級會所、堂會，達官貴人直接把一包銀子送下去?，F在不過是通過電子網絡，傳統一直在，只是形式與時俱進。
本文節選自
《書生之見》作者：許子東 出版社: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出版年: 2017-9
編輯：紅研
好消息：2021全國素質教育新課堂教研成果評選主要有論文、課件、微課教案評選等。同時開展第十四屆“正心杯”全國校園科幻寫作繪畫大賽。主辦單位：《山西科技報·今日文教》編輯部、中國中小學教育藝術教與學研究中心、《作家報社》、北京正念正心國學文化研究院、中華文教網等。咨詢電話；010-89456159 微信：15011204522 QQ：10624217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