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要有直面骯臟現實的勇氣
時間:2021-11-14 20:39 來源:鳳凰網讀書 作者:作者 | 宗城 點擊:次
然而被神化的他，是一個符號化的他，我們紀念他的偉大，同時也該有直視和正視他的勇氣。畢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里，還有一堂關于“具體”的課——要愛具體的人，而不是虛無縹緲的人類。今天，我們寧愛不完美的人，不造烏托邦的神，唯有如此，才能對神壇上的雕像祛魅，從而真正看清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何獨特，以及他留給今天的財富。
核心提示：
1、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小患有癲癇癥，9歲首次發病，據他在筆記中的記載，從三十九歲到五十九歲之間他有102次癲癇發作的經歷，平均每三個星期發作一次。
2、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虔誠的東正教信徒，他信仰上帝，認為上帝提供了高于人的尺度，因此也用宗教現實主義的筆法，在《白癡》《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等經典作品中表達了“靈魂救贖”、“自由意志”等神學意義上的主題。
3、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左翼青年的對立面，與曾經自己的革命立場決裂，轉而支持沙皇統治、美化俄國對外的戰爭，這在學術界和輿論場富有爭議，被認為“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4、如果穿越到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會反對“純文學”，因為他自認為是一個至高的寫實主義者，書寫人的靈魂、精神世界的真實，書寫“純粹”外的骯臟現實，因而他的文字至今仍未褪色，并愈發彰顯著強勁的生命力。
5、如今并不缺乏文學技巧精湛的作家，但缺少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敢于直面哲學問題、具備跨學科能力、持續如一地面對骯臟現實的作家。人們越懷念他，越反襯出這類作家在世界歷史上的退場。
01
說胡話，發瘋，發熱病，
貫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一生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俄國莫斯科的一個醫生家庭。他的父親是退伍軍醫，母親是一名仁慈開明的家庭主婦，正是在母親的支持下，他接觸到普希金等人的文學。在他不到10歲時，父親獲得了貴族稱號，在外省購買土地和莊園，擁有幾十個農奴，但沒過幾年，莊園就在一場意外的大火下夷為平地，農舍、糧庫和牲畜圈也化為烏有。年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經歷了家庭的大起大落，也聽到貧民區、裹尸布和死難者親屬的哭聲。16歲那年，他的母親死于肺結核，兩年后父親離世，一說是自然死亡，一說是被農奴殺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那就是癲癇癥。他從小患有癲癇，9歲首次發病，之后伴其一生。這病遺傳自他嗜酒父親的基因，父親性格暴烈而專斷，醉酒后像《卡拉馬佐夫兄弟》里描繪的父親一樣猶如暴君。在暴力、疾病和死亡的陰影下度過童年的陀氏，從小有著精神病人般的面龐，顴骨瘦削，嘴唇蒼白，臉上的笑容虛弱又散發著神秘詭譎的氣息。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1.11-1881.2.9）
后來的歲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獲得文學界的盛名，生活也有妻子的照管，但癲癇癥始終如同魔鬼般纏繞著他。從三十九歲開始，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每一次癲癇癥發作記錄在一個筆記本上，據說直到他五十九歲去世為止，本子上一共記錄了102次癲癇發作，平均每三個星期一次。對于病情發作前那一剎那的瀕死體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癡》中借主人公梅詩金之口講過：
“他的癲癇癥幾乎緊挨著發作之前總有那么一個階段（除非不是醒著的時候發作），在憂郁、壓抑和精神上的一片黑暗之中，他的大腦會不止一次地燃起轉瞬即逝的光焰，他的生命力在不同尋常的沖動之下會一下子全部動員起來。在那些持續時間不比閃電更長的瞬息中，生命的感覺、對自我的意識幾乎增強十倍。思想和心靈被一種異光所照亮，他所有的激動、所有的懷疑和所有的不安頓時都告平息，化為最高級的安謐，充滿明朗、和諧的欣悅和希望，充滿理智和最終的答案。但這些轉瞬即逝的瞬息還只是發作隨之真正開始的最后一秒鐘（至多一秒鐘）的前奏。”
在發病的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不忘加一句黑色幽默：“患癲癇癥的穆罕默德大概就是在這一秒鐘內，還不等被碰倒的水罐流出水來，就察看了真主的所有住所。”
縱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這種病態是他筆下很多人物的特征。例如《白癡》里的梅什金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都患有癲癇癥，《涅朵奇卡》中的葉菲莫夫、《脆弱的心》里的瓦夏、《女房東》中的卡捷琳娜都有瘋病，《群魔》中的列比亞得金娜有瘋病且瘸腿，《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患有熱病……對于他圍繞主人公們所受精神折磨進行的大量語言描寫，陀氏愛好者有一個打趣的說法：“老陀的癲癇癥又犯了。”還有并不推崇陀氏的屠格涅夫，稱之為“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惡的一個”，對這種風格也進行過“吐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每隔兩頁，他的主人公就要說胡話，發瘋，發熱病。”
因癲癇癥及其帶來的時而狂喜、時而大悲的精神體驗，讓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有一種天人交戰般的內心焦灼感。但這種文字間的氣質不僅來源于此，實際上以1849年“假死刑”為分界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和思想可以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時期。1849年之前，他是一位受空想社會主義、左翼自由主義影響的作家，筆下有不少追求藝術創新的作品。直到1849年以后經歷了真實的“致命體驗”和漫長的流放歲月，他的寫作才真正走向成熟。
02
使靈魂得救、擁有自由意志，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畢生書寫的主題
讓我們把時針調回，重返起點。1846年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是有意義的年份，這一年，他發表了處女作《窮人》，讓批評家別林斯基讀到后驚嘆：“俄國文壇又出了第二個果戈里！”那時候，意氣風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視自己為文學天才，關注新潮思想，反對專制集權，像許多信奉著浪漫主義的俄國青年一樣渴望展翅高飛，做自由的飛鳥。
為了追求自由，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視倡導革命的別林斯基為榜樣。1849年4月23日，小組成員因卷入反對沙皇的革命活動被捕，被押赴謝苗諾夫校場執行“假死刑”。然而，行刑前最后一刻，沙皇頒布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罪犯因此被流放至西伯利亞。在天寒地凍的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服了四年苦役，周遭也不再是大都會與文學小組，而全是俄國社會的“失敗者”。1859年，他回到彼得堡，但依然被內務部秘密監視，此后的人生在賭癮、債務、病痛里越陷越深。
流放至西伯利亞的犯人
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瑪利亞因患肺結核久病不愈死亡，讓他大受打擊。1866年，他又陷入一場出版糾紛，如果不能在約定時間交出一部長篇新作，便要向出版社賠償高額違約金，全部著作也將在接下來的九年間轉歸出版商所有。最終，一位年輕的學生安娜·斯尼特金娜擔任他的速記員，在其口述下幫助他完成了小說《賭徒》，度過這場危機。這位安娜，后來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迎來了寫作“高產期”，相繼創作出《罪與罰》《白癡》《卡拉馬佐夫兄弟》等名作，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學中的崇高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上帝，認為沒有崇高信仰的生活不值得過，因而回顧他的作品，必須關注他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書寫宗教現實主義的現實。這使得他的文字在呈現出人心宛如深淵的一面的同時，還縈繞著神秘、眩暈的光暈，結合敘事中的大段囈語、瘋癲，構成了巴赫金所說的“復調敘事”。
《罪與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他在書中探討了一種現代性危機，即人類殺死上帝、推翻神圣，自己渴望成為萬物法度時所面臨的自毀危機。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名字，在俄語里有“分裂者”的意思，最早被用于描述東正教教派里蔑視上帝的分裂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筆下，拉斯柯爾尼科夫是上帝的權威被消解后，人類走向個人中心主義、激進主義的產物。而另一位主角索尼婭，心性善良，仁慈寬恕，她信奉上帝，警惕人類的界限，象征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內心的希望。
《罪與罰（1970）》劇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不乏索尼婭這樣的人物，比如《白癡》里的梅詩金。《白癡》動筆于1867年秋天，出版于1868年。其中的梅詩金是基督的化身，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與好友的書信中，陀氏說，自己力圖塑造一個完美的道德人物形象（梅詩金），因為“在一個是非顛倒，善惡混淆的年代，沒有比描繪一個美好的人物更難，也更緊迫”。
十九世紀中后期，世界正處于兩次工業革命的巨變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讓世人意識到一個沉默而醞釀著暴風驟雨的無產階級幽靈，赫胥黎和達爾文則用進化論挑戰上帝造人的權威。在處處飄蕩著進步氣息的西歐世界，上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質疑。基督徒依然人數眾多，但越來越多知識分子已經動搖，陸續投入了科學和自由主義的懷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堅持信仰的可貴，他思考的問題是：“上帝若死，誰來救贖人類的靈魂？高舉自由旗幟的人們，又該如何克服縱欲與虛無的喧囂？”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上帝提供了一個高于人的尺度，這是否可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須認可世界上存在一個高于人的神秘，唯有這樣，正義才能被裁決，貪婪之人才會有敬畏。也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為筆下的正面人物賦予了兩個共有的品質——敬畏和謙遜，使人的靈魂獲得救贖，也成為他幾乎所有小說的題中之義。
梅什金與羅戈任交換十字架，德裔美國插畫家Frtiz Eichenberg作于1956年
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卡拉馬佐夫兄弟》。故事改編自一樁真實的弒父案，其中的卡拉馬佐夫家族里，既有老卡拉馬佐夫這樣象征著父權制與傳統的家角色，也有擁有仁愛之心的阿廖沙、宣揚無政府主義與理性主義的伊萬和拜金主義者德米特里。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坦陳“貫串全書的主要問題，正是我自覺和不自覺地為之苦惱了一生的問題：上帝是否存在？”
《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畢生思索的問題，是人如何拯救自我。通過后來的書寫，他還試圖探討，人類確實存在真正的自由意志嗎？在現實的經驗中，一個人究竟是被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成分支配，還是無時無刻不受到環境的牽引，受到某種強大的精神力量所改造？在他看來，人對自由的追尋和他們的失控是一體兩面。非理性的火焰在誘引著我們，使我們傷害、失控，做出理性的自我無法允許的行為，但這就是人，這就是人類永遠不會磨滅的欲望，只要嘗試過自由意志的甜頭，他們就會“一刻不停地要向自己證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顆小釘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這些深刻思想奉獻給了《卡拉馬佐夫兄弟》系列。只可惜，寫完《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一部的次年，因為搬動書桌時用力過猛，導致血管破裂，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外離世，終年60歲。他留下了未完成的《卡拉馬佐夫兄弟》第二部，這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作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曾說過：“作為作家，我有很多缺點，因為我自己第一個就對自己不滿意。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時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達的東西不是我原本想表達的，我能表達的只是我想表達的東西的二十分之一。”
位于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地
03
年老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是年輕的自己的敵人
1849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受空想社會主義影響的左翼青年，但在1849年后，他成了自己年輕時候的對立面。這種反差，是如今紀念他的人無法回避的。曾經他崇敬別林斯基的革命立場，但后來，他與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戰，稱別林斯基是“祖國自覺的敵人”、“俄國生活中最可惡、最愚蠢和最可恥的現象”。
這種矛盾還可見于他對屠格涅夫的評價。1845年11月16日，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贊美屠格涅夫是“詩人，天才，貴族，美男子，富翁，聰明，有學問”，自己“幾乎愛上了他”。1867年，步入中后期的陀氏卻對朋友說：“我不喜歡他（屠格涅夫）那貴族派頭、丑角模樣的擁抱，他一面擁抱，一面試著接吻，但他伸給你的卻是面頰。”
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暴力革命、集體狂熱的批判尚可以理解，那么他晚年對沙皇的歌頌、對俄國對外戰爭的美化，乃至于對一切青年抗爭運動不加辨明的排斥，則與神話塑造的“偉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去甚遠。
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對沙皇統治，一方面跟他對暴力革命和西化思潮的忌憚有關，另一方面也跟1855至1881年間在位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相對開明有關。在其任下，俄國不但廢除了農奴制，而且放寬了書報審查制度。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宣布解放農奴，陀氏歡欣雀躍。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戰爭爆發，他特地跑到教堂里，為俄國人民虔誠祈禱。晚年，他還在信件里寫：“我們的憲法體現了君主對人民、人民對君主的互相的愛”，“我們國家的本質不是征服，而是愛”，俄國的使命是“顯示全世界從未見過的俄羅斯基督”。
陀思妥耶夫斯基（左）舊照
可以想見，如果活到十月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是反對的一方。他反對立憲、擁護帝制的觀點，在學術界和輿論場都富有爭議，有人認為他對暴力革命的警惕是正確的，前蘇聯的歷史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也有人認為，陀氏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晚年對君主的歌頌暴露了他的局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唯心主義作家，他追求藝術的崇高美感，渴望創造時代的典型人物，而非內向個人，發掘道德上的美感，而非遁入虛無主義和欲望的狂歡。他曾說自己試圖創造謙遜而偉大的人物，使其在茫茫黑夜中猶如路燈，指引有罪之人走向靈魂得救。這種對崇高的迷戀讓他擺脫了個人主義的虛無，可是，對于宗教的美化、對現代性的恐懼，乃至對于暴力革命一昧的排斥，讓他在現實中成為一位固執又狂熱的傳統擁護者。他害怕革命摧毀神靈，卻回避了殖民地民眾的苦難，他沉浸在對上帝消逝、人類走向荒原的悼亡，卻又選擇性無視教徒們以神圣之名發起的迫害、沙俄政府對殖民地和社會底層的掠奪。
洞見、淺薄、冷峻、狂熱、傲慢、慈悲……最深刻的長篇小說家、最苦難的癲癇患者、最笨拙的牌桌賭徒、最虔誠的宗教信徒、最直白的斯拉夫主義者……一個妻子眼中的純粹之人，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犬儒主義者，或許，這些都是他，費奧多爾·米哈依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莫斯科地鐵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04
人們越懷念陀思妥耶夫斯基，
越反襯出這類作家的退場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手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以完全的寫實主義在人中間發見人。這是徹頭徹尾俄國的特質。……他人稱我為心理學家（Psychologist）。這不得當。我是在至高意義上的寫實主義者，即我是將人的靈魂深淵顯示于人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寫實主義，并不是非虛構意義上的寫實，而是一種靈魂真實，是通過小說來呈現人類精神世界的真實。他認為“荒誕的和特殊的事物”構成了“現實的本質”，“藝術中的虛構是有限度的，也是有規則的，虛構應盡可能接近現實，以期達到使我們幾乎要信以為真的程度”。
如果穿越到當代，他可能會反對“純文學”的提法，因為在他看來，沒有所謂的純文學，文學總是在不同介質的混合中呈現給讀者。文學的唯美固然可以通過文字技藝來呈現，但如果我們對它的追求是通往一種更深刻的真，那么文學就必須走出“純粹”的桎梏，具有不怕面對臟東西的勇氣。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臟文學”的代表。在他的筆下，世界呈現出復雜而骯臟的面目，人類所面對的，也不是抒情的童話或幻想的烏托邦，而是漫長而泥濘的現實，是智者也無法用理性全盤歸納的精神深淵。這種書寫具有黑洞般的魔力，它的深邃，在于能夠堅定地探尋人類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
紀德在《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構想的人物時常乖戾乃至瘋狂，有許多不合情理的念頭和不負責任的行動，然而卻如同荒唐的夢境其實是對潛意識的最佳揭露，讀者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長荒誕的敘事中讀到寫滿預言的羊皮卷，因為，我們能感覺到，他剛剛觸及了某個屬于我們真實生活的隱秘點。”
《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 [法] 安德烈·紀德 著，余中先 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是在巨大的焦慮中寫出的。他賭博、欠債，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承擔高強度的專欄寫作，他也羨慕屠格涅夫或托爾斯泰那樣充滿閑暇的生活，自己卻只能日復一日與泥濘、黑暗和恐懼做斗爭。這種環境的影響，也間接導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高度緊張和混沌的質感，乃至一種充滿暴力和歇斯底里氣質的寫作風格。
當代小說家阿乙曾說，他渴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致命經驗：“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個的人生、寫作都跟這個很有關系。等于是從刑場上拉上來了，還有一起拉到刑場上的一個人當場就瘋掉了。我們缺乏這樣的致命經驗。”致命經驗反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寫作，他對生活中煎熬部分的持續接觸，包括參與運動、參加論戰、幾乎被槍決、被流放，承受和克服現實帶來的生存壓力，那種生死場始終壓在靈魂上的重負，給予了他持續的震顫體驗。
在上帝已死成為流行口號的十九世紀，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寫作視為奉獻神明的天啟，他信奉崇高，把自己的文學作為對抗虛無主義的武器，這使得他的文字兼顧了深刻的現實感，又具備了近現代小說愈來愈稀缺的“心靈史詩”的品質——那喚起人們思考形而上的哲學問題的力量。這種“現實的煎熬與天啟的使命感”雙重熔煉，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學。
他把小說這一文體的深度，尤其是在哲學、宗教、神學等維度上的深度，開拓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直到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未褪色，反而愈發彰顯著強勁的生命力。他的小說不是對現實的回避，而是在對現實的逼近中，對靈魂的一次次漫長跋涉。他既不提供烏托邦的幻影，也不對現世進行抒情的美化，而是向世人展現生存的艱難。但到頭來，他想要告訴讀者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對，去正視和嚴肅地審視人生，全情投入地活下去，哪怕生活在陰溝里，也不放棄對星空的渴望；哪怕眼前是命運的巨獸，也不放棄斗爭的勇氣。
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今天不缺乏文學技巧精湛的作家，但缺少如此直面哲學問題、具備跨學科能力、持續如一地面對骯臟現實的作家。在一個崇高消亡的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絕跡，人們越懷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越反襯出這類作家的退場。如今我們已經很難看到這樣的作家，正如同中國很難再有第二個魯迅。
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給后輩的遺產，不僅僅是他橫跨文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寫作能力，在今天，當我們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也是在紀念，一個人肩住命運的重負，直面骯臟現實的決心。
感謝糜緒洋、魏東對本文的校對
編輯：紅研
(責任編輯：城鄉農科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