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春日，20歲出頭的青年小子王安石以有一點成績進士及第，隨即任職淮南判官，開啟自己夢寐以求的入仕報國之旅。而在五百多年后，明朝嘉靖年間，再敗再戰36年的考生劉珠，在自己66歲這一年，才圓了自己的進士夢。這還不算，清朝還有位名為謝啟祚的考生，實實在在地奮斗了一輩子，最后以98歲的高齡考中舉人，102歲時受到皇帝提拔。

      

           王安石影視形象。來源/電視劇《蘇東坡》截圖

      雖是殊途同歸，卻也能在強烈對比中讓后人唏噓一二——管你是垂髫小童還是黃須老者，只要下得了決心，還真就能在科舉路上一直暢行。難怪前不久一個話題沖上熱搜，說的就是讓現代公務員考試把年齡限制放開。

      可事實真的這么簡單嗎？

      興設科舉：“高效選官”的不斷調適

      大業二年（公元606年），37歲的隋煬帝干了件大事。

      這年秋天，煬帝下令，建立進士科。第二年四月，煬帝又下發詔令：“文武有職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舉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擢升。”

      自此，前朝的“九品中正制”被徹底拋棄，以考試成績選拔官員的科舉制漸漸成型。或許煬帝沒能想到，自己興起而設置的進士科，逐漸成為一枝獨秀，替代和取代了其他科目，整整堅持了一千三百年，幾乎成了科舉制的代名詞。

      

            影視劇中的隋煬帝。來源/電視劇《隋唐演義》截圖

       不過，按現在的話來說，科舉制并非煬帝的完全原創，相反，這樣的思想在很早之前便能尋到端倪。

       幾百年前的兩漢，考試就已經成了選拔官員的一種途徑。尤其是東漢時期，通過選舉、辟召都可入仕，選舉就包括貢舉，考察的科目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經，還包括太學生博士弟子考試為官。然而，這時候除了成績，還有太多因素影響著“考生”的最終命運，由此造成的選官混亂、濫察腐敗也直接將“察舉制”扔進了歷史的“回收箱”，興于魏晉的九品中正制也走了這樣的老路，背著“不公正、寒門學子無門路”的罵名被灰溜溜地驅逐出歷史舞臺。

      痛定思痛，為了面朝天下廣納朝廷需要的真正人才，后續的統治者們也是真的花了心思。南朝的宋明帝制定了《策秀孝格》，明文規定以考試取士，此后的北齊武成帝河清年間，已經出現了“舉秀才進京”。也就是考生進京選官的做法。此后北周宣帝等都有過類似舉措，雖說朝廷交替，朝令夕改，可“重視考試”還真就成了統治者們為了抵抗“門閥專權”，公平、覓才、效率選官而共同走的關鍵一招。

      或許也是這個目標的指引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的一封詔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便已分科考試之舉基本廢除了官方舉薦，吹響了往日選官制度的退場號角，也為后期真正的科舉制登臺打好了伏筆。

       

          隋文帝詔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來源/電視劇《隋唐演義》截圖

      那么，如果只談科舉制的興盛，煬帝能不能擁有姓名呢？也不然。事實上，從誕生以來，科舉制便在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手中，不斷地發展和調整，變來變去也大都是為了一條——公正、高效地選舉能干的官員。

      比如，有了隋朝的鋪墊，李唐王朝徹底廢除了九品中正制，把考試擺在了關鍵環節，規定無論是學校生徒還是州縣鄉貢，都要經過考試決定去留。為此不僅發展出了一套粗線條式的考試流程，還逐步確定了進士、明經等常客科目三場式的制度，完善了評判的標準，讓全國的士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有了“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的局面。到了宋朝，為了更充分地用科舉選官，朝廷直接規定，考試成績是取士的唯一指標，科舉的程序也更加詳密，還開辟了最高統治者親自出題，親手給自己選職員的“殿試”之舉。如此還嫌不夠，便又有了“制舉”一說，多是皇帝臨時決定，下詔天下，就為了“以應天下士”，到了明清，科舉流程更加嚴謹，考察更為嚴苛，也是為了高效募集天下英才，朱元璋詔令中的那句“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簡直就差把“朝廷需要人才，能干的人都請來報考”寫在臉上了。

      也正是為著人才的這股子韌勁兒，讓馳騁千余年的科舉制度變過來，改過去。而針對考生條件的“限制”與“放開”，也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形成和化解的。

      考生年齡：限制中的“次要”選項

      在古代，是不是什么人都能跨進考場、提筆答題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捋一捋就能發現，科考自誕生以來，圍繞著“考生資格”也有著寬、嚴兩說。

       寬，指的是考生身份、出身。

       一方面，“投牒自進”，也就是考生自由報考，是科舉制和察舉制最為關鍵的分野，即不需公卿大臣推薦，也不論出身寒平，都能參與考試，共同競爭，合格則取。

      另一方面，隨著科舉制的成型和完善，士子的職業、出身條件也不斷放寬。比如，初唐時期，濁吏、試官、商賈、服孝之人都不允許參加考試，但到了中晚唐，愿意辭職的試官、濁吏都能走進考場，后來商賈子弟也擁有了報考資格，唐代的陳會就曾“家以當壚為業”，最后還是順利考中進士。再后來，小吏、將校子弟、乃至僧人道者，只要愿意吃得下科考這份苦，想著出仕這條路的，基本都能如愿進入考場。

      

            唐代科舉。來源/網絡

      當然，一味地放寬資格也會帶來許多副作用，比方說唐代就因考生鉆空子，出現了許多“冒籍”現象，這也有了“嚴”一說，對考生資格審查的日漸嚴苛。

       最開始，德行被設為一道硬杠，將許多人攔在了考場之外，唐憲宗曾直接規定：“州府所送進士，如跡涉疏狂，兼虧禮教……有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并不得申送入。”

      不僅是舉子，哪怕是先人有犯罪記錄，后代都不允許參與考試。而后，為了彌補科舉中可能漏掉的德行考察，范仲淹、司馬光曾向朝廷建言獻策，比如廢除糊名法、考察品行沒有虧缺后再報上姓名，甚至一些朝代還因此有了暫停科舉的做法。

      再有，對考生資格的嚴格審查，唐時建立起了交納家狀和舉子相保制度，要通過戶籍、德行、學業等種種考察，這才有了跨進考場的可能。發展到了清代，就連最初的童生試都有了嚴苛的資格限制，必須身家清白，也就是本人無過犯、三代無賤民賤役，本籍報考、無匿喪之舉、無槍替之弊、廩生保結，做到這些，尤其是其中的本籍貫、廩生保結的限制，一是防止考生為了“容易錄取”（不同地區的童試錄取難易不同）而大膽“冒籍”，二是防止徇私舞弊從而讓童生為自己選擇擔保人，保證自己“德行無虧”，總之一查再查，一驗再驗，才獲得童生應試資格，開啟自己漫漫的科考之旅。

      

         為了彌補科舉中可能漏掉的德行考察，范仲淹、司馬光都曾向朝廷建言獻策。圖為范仲淹影視形象。來源/電視劇《清平樂》截圖

      其實，圍繞考試資格的眾多設限中，并非完全沒有“年齡”這一項。

      比方說，唐朝為了在科舉中兼顧到民間的“神童”們，專設“童子科”，要求“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結果還沒實行多久，發現這招根本沒能召集來真正的“神童”，相反成了各路塞人的渠道，許多年齡大、學業平庸的士子頂著“童子”之名被送到統治者面前，“痛苦不已”的統治者們趕忙調整規定，要求將童子的年齡嚴苛限制在十二歲以下。

      

         明朝，家境貧寒的解大紳自幼聰慧好學，能詩善對。來源/電影《對聯神童解大紳》

      宋朝碰到多次參加省試或者御試落榜的士子，實在不忍心，專門設置了特奏名制度，允許40或50歲以上的落榜者由禮部奏名，直接參加殿試，但到后來，因為此舉多半換回的是才能平庸、年齡偏大的仕官，朝廷又對特奏名的年齡和人數都做了嚴格規定，最先要求65歲以上，后來又改到五十五歲以上。清朝時，童生也被嚴令禁止謊報年歲，以防有人“裝小”來降低考試難度或者“倚老”在鄉試中獲得恩賞。換句話說，科舉中“年齡”的收縮與放寬，雖然存在于不同場景，但基本上都依循著以往的路數，保證公平公正、確保考生德行，當然，無論是“謹德行”還是“查三代”，甭管是選“神童”，還是特奏名，改來改去，也都是為了一件事——幫朝廷選到真正的人才。這也就為了科舉背后的“年齡之寬”種下來根本之因。

      放開限制：選賢舉能的背后法則

      奧克斯納姆曾于1888年在英國和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雜志上發表一篇《中國科舉考試的考生年齡》，文中奧氏大肆慨嘆——“中國考試制度的一個特別之處就是對考生不存在任何的年齡限制，十二至十五歲的稚童可與八十歲的老翁同堂應試。屢試考場的老手常常不會成功，而每次中榜者都有二至四個年齡在二十歲之下的神童。”

      這也是大多人對古代科考的印象。只要樂意，就是百歲高齡杵著拐杖進考場，也沒人攔著你。當然，這也把很多人搞得稀里糊涂，為啥不給考生設定年齡限制呢？

      要說這個問題，得考慮兩個層次，一是能不能設，二是應不應設？

      先說能不能設，自然是能，上文提到的童子試和特奏名制度都能證明，你要非讓朝廷動動心思，“年齡”也能被拿來做文章。此外為科考設置的“捷徑”和“他途”的國子監和館學，也都對入學學生的年齡做過嚴格規定，元代的科舉中也曾明確要求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士”。可問題是，這些條條款款一旦被發現對人才選舉沒有作用，很快就會遭到廢除，比如洪武初年就破除了“二十五以上”這個要求，為的就是“幫青年舉子脫穎而出”。

      

         參加科考的青年人。來源/電視劇《知否知否》截圖

      那么應不應該設？

      從考生角度來說，肯定不應該。一來一旦把年齡框死，肯定會打擊大伙的應考熱情，也會讓不符合年齡的考生“求路無門”。二來，如果年齡再成為枷鎖，對很多士子而言，夸張點說，科考也就“名存實亡”了。這就得提到科舉考試本身。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這背后往往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先說考試流程，拿明代為例，科舉每三年舉行一次，稱為“大比”，想入天子朝堂，士子們得先通過鄉試，成為舉人，再入京參與“會試”，會試需考三場，初場考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經過這重重“銼磨”，才能得到天子親策的殊榮，進入“殿試”環節，其后再論成為進士以至于狀元、榜眼、探花。

      士子本就需寒窗苦讀，才能應對艱難復雜的考試內容，即便歷經多年終于蓄積了足夠的學識，可經過這么一輪下來，就算是一路順風，也得頗耗一段時間，更別說生產力、交通都不發達的古代，歷朝歷代都有數不清的學子為了入京趕考，吃足了苦頭，甚至為此丟掉性命。晚唐著名的文學家劉蛻就曾為自己叫苦，說自家住九江之難，離長安有四千多里，無奈出身貧寒，只能徒步前往長安，每天要行六十里路，光往返就需要半年時間。除去這些，每年還需要有三個月侍奉雙親，兩個月積攢路費，直到最后“頭發變白，田園荒蕪，養老無著”都還在努力備考。

      

          明清科舉制度示意圖。來源/網絡

      關鍵是，哪怕一輪接一輪，真正能走到最后關卡的人少之又少，有人曾做過統計，明代洪武四年到萬歷三十二年之間，能有跡可查的會試中，平均錄取率僅為8.16%，67科會試中，錄取率不足10%的達到50科。做一個不恰當的對比，2021年，咱們的高考錄取率有望突破90%。雪上加霜的是，一旦作為“大多數”科考失敗，想要一鼓作氣再來一次，還得足足等上三年，這還不算因為家庭變故、婚喪嫁娶等瑣事耽誤，一來二去，折騰到中年還“顆粒無收”簡直是常事，如果這時硬生生地設置年齡限制，無異于徹底堵死了大多數考生的前路和念想。

      話說回來，科考就沒有輕松一點的路可走？還真有，都說“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科舉制興設初期，科目“明經”主要考經義，難度相比進士削弱了很多，以至于錄取率甚至能達到三成。可這，也偏偏拉開了二者的含金量差距。外廷士大夫之任宰相者，也多由進士出身，由此形成的“唯進士為貴”的社會風氣更加劇了考生們擠破頭、跑斷腿也要考取進士的執念。也有著這個緣故，大部分能高中進士的士子，年齡都不會太小，大名鼎鼎的賀知章37歲考中進士，有著“今之歐陽修”之名的歸有光，也是歷經八次科舉，在60歲這年，才終于圓了進士夢。換句話說，哪怕對于學問足以出仕為官，甚至被明經錄取都綽綽有余的人來說，沖著進士一考再考，已經無論成敗，化為一種堅持和信念，為此賠上一輩子，也在所不惜。在這樣的心境中，一道年齡限制，根本不再是報考條件，反而成了誅心之舉。

       

              歸有光。來源/網絡

      那么另一方面，對朝廷而言，應不應設年齡限制？倒真沒這個必要。一方面，常年科考都沒考中的士子真的沒有真才實學或者對朝廷一文不值么？真不是，考不考得中，有時還真是命說了算。比如，著名詩人顧況的兒子顧非熊就曾在科考場上苦熬了三十年，愣是沒中，但顧非熊是有真學問在肚子里的，詩文之妙連皇帝都知道他的名聲。所以一看榜上沒有他的名字，皇上自己都吃了一驚，趕忙讓官員呈上顧非熊的文章，經過特批增加名額，這才讓顧非熊中第。可若是增加了年齡限制，把垂垂老矣的“顧非熊”們攔在場外，無異于硬生生地放棄掉了一部分人才。事實上，據研究，即便科考不設年齡，歷朝都有大批的士子因科考失敗而灰心放棄，或遁入山林，或流于街市，其中就不乏有才之士。再者說，失敗的士子一年接一年地重新準備，再次赴考，一次次的準備中，士子的才學也在充實、增長，相對應的人才質量也是蹭蹭提高，即便是真遇到了平庸之輩，就沖著這份耗費半生以出仕報國的忠心癡念，對統治者而言也絕對是益大于弊的。

       

         顧非熊，姑蘇人，顧況之子。來源/網絡

       再往廣里論，科舉的初始內涵和憧憬，就杜絕了“年齡設限”之可能。于大部分出身貧寒的士子而言，或是想擺脫祖祖輩輩居于社會底層的現狀，或是滿腔熱血唯愿報君報國，苦讀以備科考都是他們的唯一選擇，看似曲折困苦的科考長路，卻是等級森嚴、階層固化的古代社會唯一的仁慈和博愛。這也就證明了，為何那么多士子會為半生難中的科考，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于端坐高位的統治者而言，或許有著諸多私心考慮，可他們最終的所思所想，多半也都落于兩個字——求才。就是沖著高效地選出真正有用的人才，他們才會拋棄已經成熟和便捷的察舉與中正制，非要硬生生地擯除已有勢力的阻礙，開掘出新的制度。當然，人才的選拔自然服務于統治，縱然諸多曲折變化，“選賢舉能”的追求卻始終高掛在歷朝歷代的治世指針上。只要是才，只要能干，年齡高低，又能有多大影響呢？

      再者說，根據研究，在中華選官歷程中屹立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早就不止為寒門學子開辟入仕道路這么簡單，反而扎扎實實地影響了社會的讀書風尚。所謂“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不夸張地說，正是“開科取士”這一招，把好多對前途無望的學子拉回了讀書修學的道途上，甚至清朝時，許多不滿清人統治甚至念及復辟的士者，看到科考這條路后，同樣參與其中，再度回歸清廷的懷抱。

        

             古代科舉考試場所。來源/網絡

      試問，對士子而言，有什么鼓勵能比親眼看到百歲老者仍然堅持考試，更加震撼和直接？對朝廷來說，有什么政令和號召，能比讓大家目及杵著拐杖、扶著曾孫的手來到考場的老士子，更能鼓舞向學？這也能解釋，為何面對連路都走不穩的考生，許多統治者選擇的不是不屑和驅逐，反而是重視和厚待。

      相傳，明末耶穌會士來華，曾專門回歸介紹中國的考試；鴉片戰爭前后，一批英人曾將中國考試文獻帶回，從而仿效建立一種公職競爭的考試制度。

       也許，被他們帶回國的，不僅是一種名為科舉的制度，更是來自東方的智慧、理想、抱負與浪漫。

                                              編輯：紅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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